我爱张兮兮

 

 

最近因为给小朋友们开了“电影欣赏”的选修课，反而可以每周二下午与他们一起看一场电影。想起来给这些半大不大的孩子选电影也是蛮郁闷的，每部电影都要先像神父一样看看有没有kiss镜头才行，他们喜欢看商业片，我是一概不选，太深奥的他们也看不懂，纪录片太闷他们肯定都会拿作业出来做。幸好我手头存货较多，于是选了一堆以小孩为主角或半主角的电影。

第一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第二周：《美丽人生》  第三周：《放牛班的春天》

第四周：《蝴蝶》                  第五周：（国庆休假）         第六周：《奇妙的旅程》

第七周：《爱无尽 梦飞翔》

主题有三种“战争对孩子的伤害”、“老人与孩子的故事”、“亲子关系”。

第八周会放映探讨父女关系的《无音曲》，但是电影再怎么深刻，都没有现实那么“冰冷的真实”，尤其在中国，谁又能拍出那种“表面温情下冷漠的隔阂”？

 

一个从哈萨克斯坦海军退役的男孩（真的像个男孩）阿沙，回到草原的家，寥寥的蒙古包里，只剩一位没出嫁的女孩：图潘。阿沙在姐夫陪同下前去求婚，没有见到图潘，却被女方家拒绝，原因是：耳朵太大。其实也许是因为他家太穷，也许是图潘要去城市读大学。

总之，阿沙陷入了两难境地：他想老板给他100只羊饲养，做一个草原的牧羊人，老板说必须先结婚；可是，图潘却不肯嫁给他。

天真的几乎可爱（这对一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词吧）的阿沙竟然就真的晚晚睡觉时用根绳子把他那招风耳绑起来，白天也绑，有人来就赶紧取下来，以为耳朵不招风了，图潘就会喜欢他了。

他还跑去隔着门板满脸幸福向图潘表白，竖起他的海军衣领的方面给图潘看他画在白色衣领背面的他的梦想：广阔的星空下，有一顶白色的蒙古包，那是他梦想中的家。可惜，只给了一个背影的图潘还是没被打动，离开了草原。当最后阿沙也准备黯然离开草原时，他把画有梦想的衣领送给了小外甥，上面添了一朵“郁金香”（图潘的含义就是郁金香）。

这还其实真是个哀伤的故事，不过导演把它拍的像个喜剧。

我是被阿沙的梦想打动了，想起了之前看的一个博客，那个24岁的男生问：“我想要个姑娘，谁能给我个姑娘？”

又想起了海子的《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这当然是个悲伤的故事。

“05时30分，那时你仍清醒，你开了煤气，开始煮饭，然后，你叫醒她们上学，为她们准备午餐。

你是个收入很低的教师，骨瘦如柴，你要召唤孩子的所有精力，你要高声歌唱。

每日要干活多久？感到不公平的同时，亦害怕会被辞退，失去工作，并且不能走回头路。

为了我，为了孩子，你要紧牙关，坚持到底，你痛楚缠身，体重不足40公斤，好像一片碎了的搪瓷。

是谁......把你伤害得这样深？ 是谁......迫我们这样悲伤？

你已不再美丽，不再年轻，但这个想法突然浮现，令我以全新的角度看你——

你与体内的力量一同发出光芒，令我在软弱中，也有力量活下去......”

转王书亚《给父亲的安魂曲》

   76 岁的导演山田洋次，61 岁的演员吉永小百合，光两个名字，就勾起美好的回忆。《天国的车站》、《伊豆的舞女》，日本女性的模样，差不多是小百合刻在我少年心间的。《远山的呼唤》、《寅次郎的故事》、前几年的《武士三部曲》，早在知道黑泽明之前，关于日本的面貌，也是山田洋次给了我一个开幕式。那个时代的日本电影，温暖得叫人忘了战争，忘了我死在轰炸机下的曾祖母的名字。
    不久前看龚立人先生的书《我们四个人》。父亲节那天，我买了8 本，送给正做父亲的朋友。龚先生写他和两个小女儿的家庭情境。看到一半，才知道龚师母已离世，却常出现在父女的对话里，所以还叫《我们四个人》。一个简单的书名，却是致母亲的一首伟大的安魂曲。女儿问，爸爸，你最喜欢哪个日子？爸爸想，到底说哪个日子可以传递勉励的信息呢？最后问，你呢？女儿说，是妈妈复活的日子。爸爸写道，我从教育的角度想来想去，却忘了自己心中最深刻的期望。

  这部电影，说一位二战时期的女性，当丈夫野上因反战言论被捕后，辛苦顽强的一生；也是带着两个女儿，一家人波澜四起，却如水一般安静的叙事。数年后，丈夫死在狱中，丈夫的学生、一直帮助母女三人的山崎，也将对这位母亲的暗恋，至终埋葬在太平洋的海底。

  原著是野上照代的回忆录《父亲的安魂曲》，和《我们四个人》的意味很接近。只是结局实在突兀。几十年后，母亲弥留之际，成了美术老师的小女儿照美，在床头安慰母亲，说“妈妈，你就会见到爸爸了”。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撑着说出最后的遗言，“我不要来世，我要今生见到活着的丈夫。”堆积了两个小时的情感，在最后一秒爆发。照美嚎啕大哭起来，因为母亲忍耐了一生，却死不甘心。因为半个世纪前被剥夺的，半个世纪后依然如此锥心。原来被拿走的，不只是今生，还有永恒的盼望。

  大江健三郎在《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中说，那个盛夏之前，老师们说，天皇是神，美国人不是人，要我们向着天皇画像朝拜。忽然间他们就改口了，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

  谁年轻时，不曾经历这样的事。整个世界在你面前崩溃，老师们集体扯谎，信仰的易帜、转会，可以不用解释，不用脸红。

  电影中，对那个时代的临摹，仿佛回到了寅次郎时代的冷幽默。一个反复的场景是对天皇的崇拜。街坊开会，主席要大家向皇宫方向跪拜。跪下后，一位老妇说，我看见报道说天皇去了行宫，是否该向行宫方向跪拜呢？大家转过来，又有异议分子说，难道不该始终向皇宫方向跪拜吗？主席糊涂了，说要请示上级。

  这位政治犯的妻子，就这样随着大家跪来跪去。后来街坊主席介绍她做代课老师，母亲又在学校里，领着学生反复敬拜、歌颂那位将丈夫送进监狱的天皇。

  母亲可以跪在天皇面前，但她始终相信丈夫没有罪。在她父亲威胁脱离父女关系，或在丈夫的老师以法律的名义说野上是罪犯时，每一次她都突然起身，带着盯着食物两眼发直的照美，决然地离去。

  电影不但是反战的，更是反天皇崇拜的。在母亲的一生中，争夺最激烈的，其实是最形而上的“神圣”二字。丈夫的罪过，是微言大义，不称“对华战事”为“圣战”。野上说，战争就是战争，没有神圣可言。他用自己的死亡，去褫夺加在一场战争之上的神圣二字。而这个国家，却以加在君王身上的神圣二字，剥夺了母亲一生的幸福。

  一辈子，母亲为了谋生，跪来跪去。所以临终时，日本人的传统信仰已无法成为她的一首安魂曲。女儿照美如此爱她，却说不出真正的慰藉之言。

  母亲临死的愿望，是活着见到丈夫。人若不能复活，一切信念都是徒然。既然被拿走的，是那么真实，可以安慰的，又岂可虚幻？照美的嚎啕，也是人到暮年的山田洋次的哭泣。这一哭，把稀释在如水镜头里的哀伤都喊了出来。这样的哀伤，甚至和一位政治犯妻子的命运无关了，而和每一个抹泪的观众血肉相连。

  想起另一个政治犯的故事。1992 年，俄罗斯邀请了一群美国的牧师访问莫斯科。在克格勃总部，特务头子向牧师们说，我们必须忏悔。他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又提到一部电影《悔改》。

  这是部描写克格勃迫害知识分子的片子。剧中，政治犯的妻子们，在下游的河边，四处寻找在伐木场的丈夫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一位妻子在木头上找到自己名字的字母缩写，她深情地拥抱木头，因为那是唯一能和又真又活的丈夫联系起来的事物。

  她的盼望，和这部电影中的母亲是相似的，却又如此不同。影片最后，妻子走在去教堂的路上。农夫告诉她，你走错了。她回答说，不能通往教堂的路，有什么益处呢？

  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被誉为当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最大的怪异和最易被误解的，是他们其实并不关注苦难本身，他们关注的，永远是人的灵魂是否配得上这世上的苦难。1983 年，索尔仁尼琴有一段著名的演讲，他说：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50 年研究我们的革命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8 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了俄罗斯的灾难，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还是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准确的了，“人们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忘记上帝很容易，忘记天皇很难。人临终的时候，总有一首安魂曲要响起。我们要忘记什么呢，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年代。

 

 

那天骑单车带小艾经过她学校，身后的她看到校门，随口说句：“我好想回学校上学啊！”我心想难得她还喜欢上学。然后，我说：“妈妈的学生也许也想妈妈了吧。”

今天终于可以抽空把《课室风云》看了，男主角教师是由原作作者弗朗索瓦自己出演，导演原本也想拍成纪录片，但是，正因为如果是纪录片，可能很多人在银幕前反而会隐藏真正的自己，不如拍成剧情片，反正是别人的台词，大家反而放得开。所以，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了一个男生在介绍自己时说“喜欢做爱”，假如是纪录片，一个14岁的中学生，谁又敢说这种话呢？

看完电影，我一下子把握不准导演想表达什么，可能是想说现在的学生不好教吧，尤其是一个多移民的社区中学，学生也不怎么样，还个个都像刺儿头一样，根本不会对老师客气——与老师争吵，拎上书包一走了之，还把个同学的眉骨打裂了。

但是，我的目的也许不仅仅是想看看中法中学教育的不同，还想看到一些深入的探讨吧。但是，好像没有，又也许这种伪纪录片的手法无法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想听到老师内心对他学生的评论、情感认知，当然，也没有听到来自学生的，又或许，老师也只是一个来认真上班，下班走人的职业？所以，当我看到那个与老师吵架的非洲裔学生因为一次犯错就被开除很吃惊，而且，学校是采用了民主投票的形式决定的，这在中国反而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不由联想起前几天看到的对香港“正生书院”的报道，这间孤岛书院专门收各种曾经迷途的少年，特别是吸毒少年，这种教育工作，没有一点宗教情怀，是很难坚持下来的，那些与孩子一起坚守孤岛，陪孩子一起改变的老师带给我的恰恰是“人的温暖”。在互联网发展到的今天，学生为什么还需要面对面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人的温暖’在其中，还会有哪个孩子会说“我想去学校上学？”

至于我原来想看到的学生对老师的反抗，当然也看到了，学生的内心需要保护，老师的权威需要挑战，这是我的理念。

《花落花开》。

人民一般不喜欢看中老年女子为电影主角吧，尤其是丑陋、臃肿、邋遢的老年妇女，最后她还是一个给人打扫的下层劳动妇女。

我也说过，在中国，这种女子的价值往往只体现在家庭中，只有她的夫，她的儿才知道她的价值，然而，萨贺芬，她既没有夫也没有儿。

直到有一天，她把主人家的猪血、教堂的烛油带回家，听见了她的守护天使的召唤，自配颜料开始画画，她的人生才开始不同。

她这个苏珊大妈一般的女子，跟花儿对话，跟树儿悄语，跳进池塘清洗，但，她分明有一张迟钝的脸啊！她关在小房彻夜做画，画完大唱圣歌，画出的画妖娆异常。

自从蒋雯丽拍了虚假的《立春》之后，我本是不敢相信上帝会打开这扇门给一个洗衣的老年女子，但，这分明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位法国画家。

况且，中国还真有一位“梵高奶奶”。

王书亚说的好“她的灵魂一旦苏醒，就要把这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比下去。”

《乒乓男孩的烦恼》。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心子——喜马拉雅山上小喇嘛的故事》。

《天使的孩子》。

《听见天堂》。

 

最近比较“变态”，应该说一向淘碟的时候就是这样，看见以小男孩为主角的电影，就会买回来。结果，家里就有一大堆这种电影。

那些......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的领导们；满嘴酒气去欢场找小姐的男人们；在台上冠冕堂皇讲话的领导们；在家里貌似好父亲，在外面欺骗无知少女的男人们......

他们也曾经是一个小男孩吗？

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今天这样的男人？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

每天都有很多中男孩、大男孩在我面前跑来跑去，我常想，将来，他们会变成怎样的中年男人？我要怎样小心的呵护他，用心的培养他，精心的雕琢他，他才不会变成那样的中年男人呢？

一个好母亲，一个好老师有没有力量与成年后改变他们的“潜规则”、“潜力量”抗衡？

我不知道。

今天看到介绍这部电影，法国片，译名好像还不一致，有译《围墙以内》的，有译《课室风云》的。感兴趣当然是因为它是校园题材电影，而且面对的也是13-16岁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它探讨了老师面对学生的反抗和不合作的困境。这恰恰也是我感兴趣的。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担心的恰恰是学生不会反抗，学生太顺从，学生不跟老师激烈抗争。

幸好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敢反抗我了。

清明假期作业多了，他们会让我干脆别放假算了，那么多作业比上课还累。

张俊在课室玩仿真黑蜥蜴，被政治老师赶了出来，我故意玩他，叫他举着蜥蜴拍一张照片，说留给家长看，结果，班上同学都说我侮辱张俊，把他当犯人。

上冰心的课文《观舞记》，他们都说不喜欢冰心的文章，我就找了韩寒的《大师们....》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课本上的文章也是可以有自己的评论的。

但是，他们真的还是太乖啊，学校规定要穿回力球鞋做校鞋，他们虽然不喜欢穿，但还是天天穿，看到那些别班胆大的敢不穿校鞋回来的，就问我：“老师，为什么15班的人都不穿校鞋回校？”我又不能说：“那你也别穿啊！”（毕竟我们班是重点班啊，全级都看着，只能做主旋律乖孩子），只好说：“他们不怕扣德育分啊！”其实，我多希望他们说：“凭什么要我们穿？学校有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学校有没有评估过回力鞋对脚的伤害？”但是，我自己都不敢跟学校抗议，凭什么指望他们去抗议？

昨天，以前，文章中因为有所谓“敏感”字眼被屏敝，我也只有愤懑而已，我到哪去抗议？我们没有抗议的权利已经有20年了，我们还很害怕被“跨省追捕”，害怕女儿失去了母亲，所以，我们只能沉默。

法国人随时都可以上街反萨科奇，我倒想看看反抗是何时从教室开始的。

一晚上看四场，从18：00看到凌晨1：00，中途还要转场，第二晚再看三场，从18：00看到24：30分，几近崩溃。以我的喜爱程度依次排列。

给小艾买了差不多算奢侈的三书柜绘本，终于带她看到了巨大的屏幕上的绘本。一个半小时她津津有味的看了下来，还学会了法语的爸爸。我也喜欢异常。法国人对孩子的爱在每部影片中都能发现，感动之余又难免感伤。

小时候有马戏班子来县城演出，那就是每个孩子盛大的嘉年华吧。电影整个就是给孩子的一场梦。结尾的歌词优美如诗，可惜手上没碟，无法记录下来。

比诺什。44岁又怎样，还可以开始学舞蹈。

初一的小女生，导演的自传性电影。

《健忘茶》。短片单元的动画作品。女主角进入了中国人的地府。又诡异又美好。

好似学了一门选修课，感慨多多，但是，说多亦无多大意义，文化超越了政治对峙，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切。

《爱你已久》。2008欧洲电影奖的最佳女主角。因为在影院看没法记录台词，加上还有朋友没看，暂不多说。

《萨冈》。电影略去了她与萨特的故事。很厌恶很多人没有她的才气和坦率，却学到了她的抽烟、挥霍与放浪。

《先锋光芒x4》。

看《滚拉拉的枪》那天，没人带小艾，只好连哄带骗把她骗去看，幸好，她听到思怡也去，就答应了。1米2不到也要买全票，肉痛。不过，她倒是很认真的看完了全片，不哭不闹的，最后导演出来见面时，坐不住了，要去上厕所。出来外面，才发现广州天昏地暗，岗顶淹成了泽国。

喜欢这部电影恰恰是它拍得像纪录片，虽然“成长”的主题并不新鲜，选择了贵州山区的芭沙苗族拍，还是很有价值的。导演宁敬武两年间无数次进入苗寨，记录了大量苗族原始风俗穿插其中，全片也全部用苗语对白，原汁原味。

这部电影在北京的媒体放映会上放映时，只有寥寥几人，导演很悲观的说：“能有100个中国人人喜欢就足够了。”昨天的见面会上，幸好广州的观众都很喜欢、感动，虽然，整个影院也只有我们100人不到吧。

抛开残忍的投资成本不说，与其拍一部商业片来愚化观众，还不如拍一部真正的良心之作。

雨水狂洗广州，我们涉水回家，一路看到很多鞋湿光脚的人，艾不停的说：“一个滚拉拉，又一个滚拉拉。”因为片中的男孩滚拉拉，因为贫穷，大多数时候都是赤脚在山上行走的。

又抛开残忍的贫穷不说，其实，我们又哪有那些在树上飞着荡秋千的孩子快乐？他们需要的根本不是要开发要发展，而是要环境保育，文化保育，他们要的是尊重和宁静。

这篇评论很好，转过来。

                                                     与岜沙相遇，但不能改变我们什么

                                                                                      郑茜 

背景：在刚刚落幕的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国产电影《滚拉拉的枪》入围了“新世代”竞赛单元，获得提名奖。2月上旬，导演宁敬武和影片主演——17岁的贵州从江岜沙汉王吉甩抵达柏林，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媒体见面。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滚拉拉的枪》不论是故事情节，还是所表达的主题，都与此十分契合。目前，《滚拉拉的枪》的发行方——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已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文化部达成协议，将把这部电影作为希望工程升级项目——希望电影公益项目的推广影片，同时为贵州希望电影公益项目的启动展开募捐。

　　一

　　宁敬武导演的电影《滚拉拉的枪》在京举办媒体放映会时，来了8家媒体。放映厅里很空荡。“拍这样的电影，无非是看的人少；无非是赔钱。”宁敬武说，“这部电影能有100个中国人喜欢就可以了。”

　　观众都到哪里去了？

　　观众看大片去了。这是一个简单又明白的逻辑——在同一家农贸市场，我去这家买了酱油，就不会去那家买酱油；在同一个社区，我去“沃尔玛”买回了一个星期的油盐柴米，就不会去“超市发”或者“天客隆”。

　　当然，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是：你进的商店，商品既不廉，又不美；就像从《十面埋伏》到《赤壁（下）》，都并未让你感觉物有所值一样。但无论如何，你的消费欲已经被满足。你对于电影的兴趣已经被大片们饕餮过了。你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走进街头的那一家小店，尽管那里面也许有让你心仪的东西。

　　同理，你也就没有缘份结识宁敬武，以及他导演的《滚拉拉的枪》了。

　　无缘结识也就罢了。我们不该错过却错过了的，还算少吗？但是，《滚拉拉的枪》却与《梅兰芳》一道，入围2009年的柏林电影节，在全世界1000多部推荐影片中，它成为最后的14部之一，参与“新世代”竞赛单元，问鼎“水晶熊奖”。

　　这样，错过《滚拉拉的枪》，于道义，于滚滚红尘中追逐热闹时尚的人们，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了。

　　二

　　贵州从江县城的长途汽车站，是一道分界线。再向前走，就是外面的世界。20岁的岜沙苗族青年贾古旺，在走进长途汽车站的厕所前，穿着蛋清、骨胶和蓝靛捶制的、幽光闪动的苗衣；走出厕所后，他穿上了西服。在人流攒动的厕所里，他完成了一场换装仪式。他将去广州打工，那里的城市文明将洗礼他。

　　15岁的滚拉拉送别了贾古旺，回到村庄，等候一场乡村文化的洗礼——他即将迎来自己的成人礼。这种为现代汉文化所稀缺的礼仪，在黔东南的岜沙苗寨，却保持了一贯的隆重与神圣。在成人礼上，父亲会赠给儿子一杆火枪。但滚拉拉却不会得到这样一杆枪，因为他没有父亲。

　　为了寻找丢失的父亲，少年踏上了长路。寻父的历程，演化成一场真正的成人礼。一个沉浸在苗文化里的少年，通过寻父的历程，完成了与他的文化的真正相遇。

　　坐在影院里的我们，也因此与一个充满着罕见善意与亲爱原则的世界相遭遇。男人高挽发髻，女人在百褶短裙的窸窣摇摆中走动，岜沙的特别，在于人与森林、土地以及同胞的非同寻常的亲密。每个人一出生，就植下一棵“生命树”——活着时，人的存在形态既是人，也是寨边的一棵树。在山上砍了柴，岜沙人不用车推，而用肩背。这事儿其实颇让人犯疑。所以当滚拉拉抄起路边的独轮车推柴时，你正在想滚拉拉这孩子真聪明，但寨老的训诫却同时响起：“肩担着柴，知道疼吧？……不让用车推，为的就是不让多砍柴，砍的柴够用就行！”在黑暗的影院里，听得出寨老的话显然暗讽着现代文明的贪欲——“你有用就用车推，他有用要用汽车运，用火车拉，那山不就秃了吗！”

　　经历了隐居森林的猎人、邻乡的已婚男子、失火的村庄、为亡魂唱指路歌的师傅……滚拉拉回来了。打工的贾古旺也回来了，却在第二天意外死去。在广州为快餐公司送盒饭时，他头上那顶印着公司名字的制服帽飘落车下，为了追逐它，他纵身跳车受伤。——工业文明用它一个飘忽的影子，就把贾古旺彻底拽倒了。而滚拉拉唱起在寻父路上学会的“指路歌”，为贾古旺飘忽的灵魂，指一条归途……

　　这是一部背对工业文明轻声呢喃的电影。虽然贾古旺的故事，隐喻了古老文明与现代化的正面抵遇，但在《滚拉拉的枪》里，现代文明却始终隐在从江县城长途汽车站的前面，将至而未至。毫无疑问，这是导演宁敬武对于现实的刻意掩隐。他回避了岜沙的古老传统正在卷刃而退的现实。他决定只用胶片展现岜沙的前工业文明——那是一种有着绝世难逢的睿智与善良的文化；他要对那种文化滋养下的温煦人性，作一个最后的定格。但事实上，现实中的岜沙，早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文明正面冲决的战场。古风悠然的苗寨，正在加速度进行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蜕变。谁也无法阻止青年外出打工的脚步，他们尚未等来村庄里的成人礼，便走向捉摸不定的城市，将人生的洗礼交给了那些幢幢巨影。滚拉拉的成人礼，也许是村寨里最后的成人礼了。当现代文明的洪水无声地浸漫上来，拿枪的岜沙却毫无知觉和反抗。

　　这样，我们所看到的《滚拉拉的枪》，就是岜沙苗寨的一种过去时。但这正是宁敬武所需要的方式。只有站在脆弱文化的稀世风华内部，你才能感受到现代文明掩杀古老文化的凌厉锋刃。而对于现实的批判，就隐藏在对往昔生活静悄悄的、纪录片风格的陈述与展示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诘问，然一旦有人将我们拽到这种文化深藏不露的、如同绝世珍宝一般的光华前，我们便能听见自己发自心底的叹惋。叹惋也是一种力量。它指向屏幕后的现实。

　　三

　　焦虑，因此留到了观影之后，留到了放映厅的灯光亮起之时。宁敬武对在场的记者说：岜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喝啤酒了，因为感觉米酒不好喝；宁敬武还说：十几年后，岜沙也许连自己的文化痕迹都会很少了。当导演说着这些时，滚拉拉的扮演者，岜沙苗族少年王吉甩，就坐在他的身旁。他用一顶长檐帽，将滚拉拉在电影里高高矗立的发髻，轻轻掩住——在电影里，贾古旺就是戴着这样的长檐帽，掩藏了自己的发髻，离开岜沙。但事实上，王吉甩的长檐帽，现在并不用来掩住发髻。在拍完《滚拉拉的枪》后，去年夏天，王吉甩把自己的发髻剪掉了。爷爷与父亲的反对，于事无补。现在，这个苗族少年坐在电影放映厅里，看着屏幕上的自己。他在想什么？

　　与滚拉拉的相遇，也许并不意味着改变王吉甩什么；这就好像与古老岜沙的相遇，并不会改变我们什么。也许你真的到过岜沙苗寨一趟，但除了观看，你什么都不会改变；这就好像王吉甩，除了对一次表演的体验，其余的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依然行走在时代的大潮里，该失去的东西，从口袋里一一滑落，而他却难以察觉。

　　这样一种独特而美好的文化，不待在我们浮躁焦灼的现代生活中发酵，酝出一些养分，便将消融一空了。这使得对传统价值充满留恋的述说者，显得那样无力，无奈。

　　宁敬武的努力表明：那些试图用古老桃花源的道德训诫，来影响现代文明的企图，最终都只能化作一些低语，沦为一些唠叨；所有的箴言、告诫、提醒，在现代文明的钢铁身躯一侧，都只能如风飘逝，如歌而泣。

　　这样一部电影，注定在我们的社会激不起任何浪花；但与此同时，那些大片们，也注定从不直面和批评现实，注定放弃深刻的道德训诫。如此看来，导演宁敬武与其说是态度低调，不如说是心怀悲伤。除了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他什么都不能做；而除了看这样一场电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事实上，很可惜，甚至连百万分之一的中国人，都看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