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张兮兮

在豆瓣的“龙应台同好”小组发了帖子，因为这本书不可能出大陆版，所以愿意借给希望看这本书的同好。

很开心，有四个豆友发来了邮件，所以，从今天开始，这本书儿开始了去旅行。

谢谢Seagull。

崔卫平的《我们时代的叙事》最近才发现，这几天开始看，就发现了《机构与制度——三部关于中学的纪录片》这篇文章。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能做她的学生该多好，这是若干年前我发誓不会再进学校读书后第一次想跟一个导师学东西。当然我不可能去北京电影学院去向她拜师，况且，看一个人的书，就是向作者学习的最好方法吧，每一个有诚意的作者你都能看到他的心血在里面。

之所以介绍这篇文章，当然首先是因为我的职业在中学；其实是因为她文中评论的纪录片我有两部（《高三》、《中学》）都看了，并且也在去年写过自己的思考，现在看到她的评论，非常惊喜，当然她的思考比我深刻、有理性的多，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水平低而痛苦，我惊喜地是原来自己的思考的方向没有错，我所曾经挣扎、痛苦的东西，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高考制度就是奖励这种迎合者，将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总有人被淘汰出去，于是总有人打破头要进来。由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进入也并非需要万贯家财，说实话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够迎合和效忠。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

                                                     机构与制度

                                                              ——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崔卫平

最近有一本小书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单薄，区区100来页，有着一个俗气的封面设计，翻翻内容也不得要领，看看目录："我们的高三---开学、动员、偷闲、动力、差生、受挫、色彩、坚持、冲刺、花儿、轮回"，弄不清楚这是一份关于中学高三年级的"说明书"，还是一份回忆录。书中还配发了一个叫做王锦春老师的访谈录，另有一篇他的文章《高三学生心理过四关》，还有一个叫做周浩的访谈录，此人为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记者，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只是该书封面的右上角两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奥秘---"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接着以更小的字表明："随书附送《高三》纪录片VCD"，嗬，原来如此，有一部纪录片要抵达人们手中。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部纪录片已经不陌生。它曾经在凤凰电视台分五个单元播出过，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开始，在国内不少大学有过放映。2006年6月，该片在香港电影节得奖之后，作者曾经工作的单位《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专题报道，其他重要媒体也有跟进。片中的主角王锦春老师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竟然有人能够将他认出来。总之，这是一部获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来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较满意。人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奖艾美奖，一位三届艾美奖获得者、美国纪录片导演BillEinreinhofer也说："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可以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纪录片，我慎重地提议推荐《高三》，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一切仿佛皆大喜欢了，对于导演周浩来说，这些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纪录片得奖对他来说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挽救了他的婚姻，据说他再像那样不务正业地拍下去，他的妻子都不想理他了。没有想到跟着还出了书。据说这本书的印刷资助者将一大半印好的书私自"扣留"下来（这就是它在市面上不容易找的原因），说是要用来赠送给自己的员工，他认为这部记载高三学生如何奋斗高考的纪录电影，是一部多么好的"励志片"啊。

　　不同的接受渠道是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存在歧义的解释，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那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应该说，从纪录片技术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并无了不起的特色，那是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管从拍摄手法还是剪接组合，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影片所拍摄的，也是每天大量发生的有关高考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用肉眼看见的与用影像看见的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是用肉眼目击的，天长日久，人们会以为那就是一种"自然"，就像每天看见太阳、树叶一样，仿佛生活就是这样；而一旦当它们被拍摄下来，加在"现象"上面"自然"的外衣就可能脱落，露出其极其不自然的底色。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在纪录片的历史上，也有过一部内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了人们完全歧义的解释，那就是怀斯曼的《高中》。费里德里克·怀斯曼是始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纪录片大导演，被称誉为"直接电影之父"。他工作的特点一是专注于"机构"，观察机构如何运行，其意识形态如何，机构中人们又是如何总在做同样的事情；二是不干预拍摄对象，全片没有访谈，摄影机的位置相当于"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记录眼前的情景。怀斯曼的方式与他本人的背景及拍摄对象密切相关。作为一名律师他同时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五十年代末一次他带领学生参观麻省桥水州立医院，为的是让学生看看他们未来的当事人可能遭遇的下场。当他改行拍电影时则自然想到了拍摄这家医院。影片于1967年上映，在纽约电影节上映之后遇到了强烈反弹，其中病人的处境与医生的冷漠引起舆论关注，并于1968年被当地法院判处公开场合禁演。"我不认为桥水是个特别的机构。世界上像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怀斯曼说。他后来拍摄了诸如《医院》、《少年法庭》、《军队》、《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集中在作为一所学校如何运作这个焦点上，它将镜头主要给了在机构中有权势的一方---学校的组织者以及教师，给予由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场所---不同的课堂、不同的老师、学校的集会、讨论等，基本上不去反映学生的立场，许多镜头是从讲台往下拍摄的，而不是从课堂座位往上看。如果有学生开口说话，那么也是处于与学校的权力关系当中，是做学生的需要得到某些教诲或者指点，并不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来，学生们的感受和意见是不重要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据怀斯曼后来说，他是很厌烦那所费城的学校的，其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师们在教学生们如何随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却采取了一种模糊立场，他更宁愿让观众们自己得出结论。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兴奋地跑上前来祝贺他："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

　　秉承怀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纪录片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周浩声称自己拍摄《高三》是受了张虹作品的启发。社会学背景的张虹也是半道出家做纪录片，2002年完成的《中学》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以香港两所声誉优良的学校为拍摄对象，张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执地躲在了摄影机背后。与怀斯曼的做法一样，全片没有人物对着镜头说话，而是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如同摄影机不在场。不知道是否因为作者本人做过教师，这个片子显得更加温婉、节制，仿佛一份详尽的关于两个学校日常工作的报告，其中还体现了内地学校不具备的某些亮点。

　　可以感觉得到香港这两所学校仍然拥有基本的教育理念。虽然一般地说亚洲国家或者说整个儒教地区都比较重视升学率，但是学生是否仅仅为考分奔忙、为考分所压倒，这是一个基本分野。比较起来，香港学生的课程仍然比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课堂上，比如制作标本、音乐、烹调或者缝纫课上面，老师和同学的态度都是认真和诚恳的。"家长会"则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个主题家长们先参与"游戏"亲身体会，然后互相讨论发表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动地听受训斥。必要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办公室门前点名需要见哪位老师希望得到他/她的帮助。不管这些是否仅仅是一些程序，是作为"机构"内部的例行公事，但显然这个框架比其他框架能够体现更多一些的教育精神。

　　与大陆学校明显不一样的是，香港这两所学校都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和礼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学。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影响别人，不仅是在校时需要监督检查的内容，而且还当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业"，返校后老师会询问同学们不在学校的这几天，"是否收声啦？"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老师们会仔细讨论有明星来学校义演时，"允许她们疯狂到什么程度？"离开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许站起来；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许她们跪着？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臀部离开座位？还有是否允许她们大声疯狂地叫喊？有人建议不要规定那么具体，只要提醒她们注意礼貌就行了，但又有人反问："如果她们认为（对明星们的）礼貌就是叫喊、疯狂呢？"当讨论如此详细时，会令人想到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但对于经历了斯文扫地的大陆人来说，礼仪礼貌教育并不显得仅仅是一件坏事。

　　可以质疑的是两所华人学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课，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而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当他/她们与家长、学生谈话时，以及学生们互相谈话时，用的都是粤语。这就意味着学校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人们的日常口语。这令人担心运用一种外来语来建立有关这个世界的图景，与人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脱节的，从中年轻人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及种种切身感受。这其中有许多历史背景，涉及到曾经作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之久的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等问题。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最不加掩饰地反映着那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还有一些显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断：一位老师甚至用上了"孙子兵法"开导某学生"不应该向老师态度强硬，因为你斗不过他"；一位女同学则态度强硬地坚持那些没有拿到居留权的大陆人应该马上回去，尽管老师再三提醒"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另一位教师视高中最后阶段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政府的决策而这项决策无疑是英明的；当一位澳洲教师反复提醒这样做不合适而你们可以提出抗议时，她的脸上表现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怀斯曼的《高中》与张虹的《中学》尽量捕捉学校的方方面面，展示不同的课堂、老师、活动等，而周浩的《高三》则将镜头主要对准一个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应该说，王锦春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有事业心、对学生负责，业务好且懂得学生心理，在现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十分难得和可贵。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这部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环境这个老师太光明太温馨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严酷黑暗得多。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好老师，一个在各方面几乎无懈可击的老师，才能够将目前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如果有问题，并不能够归结到老师身上。观看这样的影片如同观看怀斯曼的《高中》及张虹的《中学》一样，重要的是看其学校系统在日常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暴露"之快。难道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某种结构本身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如果允许按各自本地习惯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机构"而自称，而大陆则多用"教育制度"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下面则可以通过周浩的《高三》，来比较一下作为"机构"与作为"制度"，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首先不一样的是，"制度"拥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一个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这个目标看齐，如果不能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那么就需要将它剪除，而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都要统一到这个目标上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场"战争"，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某种紧急状态，人人都在这种压倒性的状态下生活。高考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王锦春在开学不久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地说："四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赢三个人，你才能考上本二"，为此应该"拿出半条命来"。乍一听，这几乎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首先得经历一场同龄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洗礼，将别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来，这还是比较可怕的。不管是麻省那所高中的学生，还是香港中学的学生，都不曾被动员起来加入一场打败自己同学的战役。一次班会上为了鼓气，这个高三（7）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听了齐秦的《北方的狼》这首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独变得冷血。

　　既然年轻的学生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那么这位班主任老师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学生那样要求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所谓"抓头等大事"，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熟悉的政治语言。王老师甚至自告奋勇地代理起这些父母的婚姻事务："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实际上在此后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处理什么事情，比如学生中的恋爱、旷课等等，这位老师都马上熟练地将话题转到高考上面去，一切为高考着想。在这本书里王锦春访谈中，他自己还透露了一件得意之作：恋爱的一对学生中有女生一方不干了，明显影响男生一方的情绪和成绩，王老师则从中做工作，力主一定要继续将这个恋爱谈下去，为的是不影响男生方高考的情绪和成绩，结果双双都考上了大学。如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我们这个社会很可能还没有从遥远年代的战争中完全恢复过来，动不动就以一种准战争的方式处理事情，将牺牲无辜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说后患无穷。任何牺牲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有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当它们在其他时间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时，会是扭曲的和膨胀的，甚至可能是报复般的、穷凶极恶的。周浩这个片子的最后版本删去了学生们高考之后在操场上焚书的场景，那种快乐那种兴奋，是他们对自己报复也是对环境报复的开始。

其次不一样的是，"机构"中的人们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那些学生们看起来比较消极，比较漫不经心，他们遇到的更多是阿尔都塞表述的令其"屈从"的处境，消耗和磨平年轻人的个性和意志，让他们变得乖顺，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则相反。"制度"激发人，激发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设法使得人变得很兴奋，始终兴致勃勃，处于一种被调动起来的高昂状态之中。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称那个王老师像个"搞传销的"，说得有点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确是像个永不疲倦的推销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绝地提供各种"进攻方案"、"口令"、"密电码"以及各种心理按摩。学生们也必须显得个个劲头十足，他们早起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经会做的题，背诵已经会背的政治条文，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励自己。贯穿周浩这个片子的是一个女生的独白，从形式上来讲这多少有些矛盾，日记的内在视角与观察的旁观位置形成了对立，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一点冲突都没有，因为这位女同学所写的是"战地日记"：她一次次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不要放弃，跌倒了再爬起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只要你咬紧牙关，闭上眼睛，拼命往前跑，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记住，闭上眼睛，拼命往前。"周浩一次在国外放映时，观众席上有人问他的公司上哪里可以雇到这样的人，因为她们太听话太服从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兴奋是可耻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许的。片中有两个学生因为在网上做生意时有迟到、旷课、缺考行为，则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而他们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学，他们不会说干脆放弃这个愿望，这场战争就不打了。

　　用哈维尔的话来说，人人都在卷入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样。---不，岂止是卷入，而且是"投入"，只是好同学与差同学、同学与老师、学生与家长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这般将所有的人发动起来？作为"制度"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够激发这样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它所使用的是"利益语言"。它对学生及家长说这是你们的"切身利益"，是你们自己的终身大事；对老师说考上多少重点大学你们会得到多少奖励，王老师坦言在武平县官员的平均年薪一万多的情况下，他本人弄得好一个学年下来可以有八千块钱奖金。于是，制度的目标就和个人的目标结合了起来，制度将自己弄成正好代表着个人的利益要求，提供了各自利益实现的天地。这表面上听上去振振有辞，但是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缩减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个年轻人是不能够过早地被缩减为他/她的生存压力，好像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就像物理学不能减缩为学物理，数学不能减缩为学数学。否则，就是对这个学科以及对学习这个学科的人的侮辱。

　　当人们的利益被充分"照顾"到了的时候，一个抽空和注满的过程就这样产生出来。既然制度实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应该满足制度的要求：年轻学生心甘情愿地做一颗考试的螺丝钉，在考试制度这部机器里旋转得更好更快。与机构中只是抹杀个性不一样的是，制度要求你的效忠，起码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读时同学们如痴如醉般背诵的那些政治条文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实际知识或者理性的眼光？那是不可以讨论的。而将它们不问缘由地吞进去，这是对于制度的回收和回报，反过来，做得好也会转变成对于听话者的高度奖励。因而就有了种种言不由衷的表现，有了各式明显迎合的言词举动。比如课堂上老师在谈完印尼海啸之后，转而问学生："我们中国也发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一个被叫起来的同学很快脱口而出："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决了吗？说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她无懈可击的回答引起了课堂上一阵哄笑，当然不是嘲笑这位同学，而是嘲笑需要这种千篇一律答案的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高考制度就是奖励这种迎合者，将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总有人被淘汰出去，于是总有人打破头要进来。由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进入也并非需要万贯家财，说实话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够迎合和效忠。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唯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

　　另外有一部纪录片是从学生的角度拍摄的，片名《告诉我心中的秘密》，作者为17岁女孩，她手拿摄影机在课堂座位上拍到了年轻人眼中的老师和学校。其中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对着镜头的质问谁都不能回避---"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实际上，不管是"机构"还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一种"无根"的教育，所谓价值观都不同程度地被排除在外，制度的不同在于它同时还深深地扭曲了那些原本是朴素的是非善恶，颠倒了一个甚至没有进过课堂的人都知道的黑白美丑，它的基本面向是反常的。

最近迷上了王书亚的影评，后果当然是根本不敢再写影评，但后悔的是为什么以前不买《南方人物周刊》呢，现在我买了，每期看完后把他的电影专栏《电光倒影》撕下，再把杂志放进杂志筐中。他当然不是要向你贩卖电影技巧，他是来救赎你的灵魂。                                                

                                                        王书亚：请假装你舍不得我

若在汉语导演里，找一位与基耶斯洛夫斯基或伯格曼相似气质的，除了杨德昌，还有谁呢。若在汉语导演里，找一位弥漫着形而上痛苦、乃至充满宗教感的，除了杨德昌，还有谁呢。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犹如一个电影世界对我们的谢幕。7岁的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你常说你老了，当我看见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时，我想对你说，我也老了。”
　　60岁的杨先生就这样老了，去了，仿佛朴树怅然的歌声，“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对洋洋来说，一个人有了太多的秘密，就成了大人，然后就慢慢老了。我把手边杨德昌的五部电影找出来，在我的卧室，这一周是他的电影周。侯孝贤和杨德昌之间，我会选杨德昌；杨德昌和李安之间，我也会选他。侯孝贤的片子陷于悲情，李安的过于幽默。两样都没法有真正的悲剧。杨德昌在他们中间，他知性的一面，使悲情与幽默都笼罩于形而上的关怀。
　　华人导演里，他的电影最令人不舒服。片子到了最后，一定有突如其来的一刀刺过去。经营了两个或三个小时之后，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活得这么累，为什么还要看杨德昌？这是个哈姆雷特式问题。今年戛纳60周年，去年的影帝《光荣岁月》的一位主角在台上说，“电影不是一次吃爆米花的机会。”年轻人坐在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发短信。人们要的已不是电影，而是一次超级链接。生活需要被拯救，下一次彩铃响起，你永远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数码式的呼召。
　　《一一》之后，杨德昌已没有作品，他甚至黯然离开了不需要他的台湾。台湾只需要奥斯卡，不需要戛纳的最佳导演。我们呢，多年来也只能在影碟中，一窥杨德昌的世界。那一部《牯岭街》，我从录像带、刻录碟到DVD，从青春期到结婚十年，花了多少努力，去接近、去还原那一个镜像的世界啊。小四最后一刀刺出，杀死自己的女友，就如《一一》中洋洋说“我已经老了”，或者《恐怖分子》的末尾，李立中在水房开枪自杀，他妻子在另一个男人床上醒来、呕吐，有了第一个孩子。
　　多少电影都有凶杀有死亡，有失恋和婚姻溃散。为什么他的最令人动心？因为所有华人导演中，几乎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也只有在他的电影里，杀人才是需要被拯救的事。莎士比亚用杀人后永远洗不干净的手，来刺激我们。黑泽明用杀人者的气喘吁吁，来试探我们的灵魂。而杨德昌用杀人之前的整个世界，来为一个人陪葬。
　　我们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我们活在他人的地狱里。我们的婚姻也如此不般配。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城市都是杨德昌的台北。这个导演花了他的半辈子，把人们不愿面对的生活摆在人们面前，叫我们已平静下来的心又烧起来。他的电影那么冷静，他的叙事看似散乱，其实镜头模仿的正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不正是这样冷漠而散乱地看着别人和自己的生活吗？如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观察一位朋友。几周、几个月，他忽然进入你的生活，然后消失。你活你的，好像世界上没有他。某个时候他又钻出来了。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的全貌，甚至天天见面的亲人的。几分钟、几个小时，她又钻出来了。之间，你仍然活在没有她的空白里。
　　洋洋对爸爸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看不见自己的背面，那我们不是永远有一半事实不知道吗？于是他拿起相机，开始拍下每个人的背部，拿去给他们看。《一一》是杨德昌的绝唱，介于他一贯的道德焦虑与隐含的宗教感之间。这几乎也是华人导演从形而上关怀走向救赎议题的一个极点了，尽管走了尚未到一半。直到近年甘小二作品《山清水秀》和《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终于有了自己的救赎主题。
　　背面就是彼岸。生的背面是死，我的背面是你。肉体的背面是灵魂，人的背面是上帝。《一一》最具宗教感的情节，是婆婆成了植物人，医生要全家人轮流和她说话。但是，和昏迷的婆婆“说话”却那么艰难和无以为继。洋洋的父亲说，这种说话就像是在“拜拜”，昏迷的婆婆成了一尊泥菩萨，给大家提供一个喃喃自语的机会。洋洋的叔叔在母亲面前手足无措，说不出什么话来。洋洋的母亲却如遭雷击，她对丈夫说，我每天的事情三五分钟就说完了，我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小。其实婆婆醒着的时候，大家都有话，有说不完的废话和唠叨。为什么当婆婆闭上眼睛，我们的话语却变得如此艰难。最后，全家人开始轮流给婆婆读报纸。
　　当初，这故事撩动了我心中的宗教情怀。我们在城市里穿行，在别人的生命缝隙里钻来钻去。内心的焦虑、黑暗和无助，把我们引向偶像。但无论植物人婆婆，还是庙里的菩萨，都不过是我的一个投射。生命还是自己在承担，那刺出的一刀，仍然剜在我的心里。人若仍把希望放在人身上，人就如此循环，就像杨德昌的电影，看着世界在我们面前枯萎，或我们在世界面前凋零。
　　当年蔡琴为《恐怖分子》唱的主题曲，叫《请假装你舍不得我》。人与人的独立时代，就像一个恐怖分子与另一个恐怖分子，一个星球与另一个星球。杨德昌与蔡琴长达十年的“柏拉图式婚姻”，终在另一个幻象中破碎。他外遇、婚变、癌症、移民、直至壮年老去。一生就仿佛自己的电影。对我爱的导演，我能说什么呢。蔡琴婚变之后走向了信仰，她以《诗篇二十三篇》为前夫祷告，说感谢上帝，让他与我轰轰烈烈地爱过。求主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让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她说，“感谢主在他生命结束时，使他与最爱的人在一起。”
　　这祈祷使我流泪，但不是嚎啕大哭。我哭，因为在一个爱过他的人那里，杨德昌电影里的苦难，有了最好的结局。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trs/raw/21772

                                      【电光倒影】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作者: 王书亚
春节假日，我和妻子，陪伴一对再婚夫妻，预备他们的婚姻更新礼。老话说百年好合，他俩加起来已超过百岁了。在周围，见过许多不成功的再婚者和调低期望值、筹划好财务清单的黄昏恋。那天，陈弟兄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出誓言，“从此委身于你、爱护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几位初次参加教会婚礼的朋友都流泪了。在场的基督徒夫妻一起上台，围着他们祷告。我和他们都相信，这是真实的祝福，不是讨一个口彩。
给他们推荐了几部电影，就有《非诚勿扰》。冯小刚的好处，是他对时代精神（病）气质的敏锐。冯氏电影大都以缺乏道德担当的手法，抓住一个时代的道德症候。这正是好莱坞精髓。首先，他们对时代的嗅觉，不输给哈佛大学或华尔街；然后，他们用一部好看的影片，与某个时代性的议题擦肩而过。把票房空间留给自己，把评论空间留给《纽约时报》。冯小刚的嗅觉，几乎和贾樟柯、李杨等人一样棒。但只有他最接近这一好莱坞模式。所以有大学生问，你的《天下无贼》是否充满了人文关怀？冯先生大咧咧地回答，我从不知道什么叫人文关怀。
只要嗅出问题在哪里就好。《非诚勿扰》延伸了《天下无贼》的两个议题。一是由“盗亦有道”的诚信延伸到了婚姻中的委身。这世代最大的难处不在政治，也非商业，而是婚姻。这世代最大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是知识分子乐道的政体合法性，而是包括乐道者在内的婚姻合法性。在越来越多的婚礼上，开始宣读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我宣布他俩的结合是合法的、有效的。”两个合法性危机就凑在一块了。
年前回老家，小小县城，单论市面繁华，胜过欧美大多数城市。可两样东西越来越贵，几乎买不回来了。一是文化。20年前，县城书店可以买到徐志摩，县城报摊可以看《南方周末》，县城电影院有同步上映的凯文·科斯特纳。而今反倒全没了。低俗的歌舞团、五颜六色的书摊，还有惟一占领县城，向着全世界叫板的《环球时报》。“开放”二字，叫人怎么说呢，幸好有网络，不然满大街都成白痴了。
也是节前，和媒体朋友闲聊。我一胆大，出个馊主意，建议他们做一个精神病院专题，调查全国1000名精神病患者，他们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最爱读的报刊、最喜爱的主持人，都是哪些。我的猜想不一定对：他们更喜欢张艺谋，而不是冯小刚。
第二样买不回来的，就是婚姻。《琵琶行》里琵琶女娓娓道来，说自己“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这里的“委身”，有一种万般无奈的哀怨。并单单指向肉身的交付，就像付款一样。今天的问题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灵魂的委身，仍然是与肉身割裂的。不同的是，古代妇人期望值低，一咬牙就委身了；今天的舒淇，却连一锤子买卖也难以付出去，难到蹈海自杀的地步。
葛优的朋友邬桑开车唱歌、泣不成声的长镜头，最有意味。镜头要停在这里，就成日本电影了。邬桑的哭泣，显明故事不单是舒淇和葛优的，那种在世间行走、委身不得的孤独，正是这时代的症状。葛优说，我不缺钱，就缺朋友。这不也替我老家说出真相了吗？缺的不是钱，是彼此委身的生命关系。
《圣经》中说，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亚当在乐园美滋滋的，以为自己一无所缺。上帝却指着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婚姻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骨子里想自立为王。一个法国哲学家说，所谓爱情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听一遍很浪漫，听两遍很恐怖。因为婚姻的实质，就是打碎我们自立为王的梦想。但婚姻的悲剧就在于这一梦想的顽固，甚至胜过身体的情欲。我们惟独在性爱中，有全然的委身。因为天然地，没有委身你就没有快乐。但在性爱之外，两个自立为王的男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彻底弃绝那自立为王的骄傲。
《圣经》对婚姻的描述，可称为盟约式婚姻。上帝与人的立约中，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一个担保。上帝作为立约的那一方，先向我们无条件地委身，为我们死了，以此呼唤我们在信心里向他委身，也在婚姻盟约中向着对方委身。
这是有神论的婚姻。它和无神论的婚姻观至少有3个迥异。一是婚姻的合法性。自古以来，结婚的意思有4种，一是在祖先和父母面前结婚；一是在国家和法律面前结婚；一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结婚；最后一种，是只在自己面前结婚。但这等于取消了婚姻的合法性，当代称为同居，古代称为野合。婚姻的合法性影响着夫妻的委身，就像政治的合法性影响着公民的委身一样。
第二是灵魂。无神论的意思是不承认灵魂。舒淇和葛优在身体与情感的断裂中，无法看见婚姻的实质，首先是灵魂的合一。用社会学语言说，就是信仰、价值和人生观的合一。若是一男一女对“人为什么活着”持不同的信念，他们的身体合一就叫“同床异梦”，从此分不清爱情和淫乱，也分不清盟约和契约。
第三是重生。这是冯小刚从《天下无贼》延伸出的第二个议题“信仰”。教堂替代喇嘛庙，成了他触碰议题、始乱终弃的文化符号。导演给舒淇、葛优的爱情救赎安排了两条道。舒淇是蹈海自杀未遂，仿佛一次死而复生的洗礼。葛优则走进小教堂，从幼儿园偷东西开始，没日没夜地忏悔，直到神父累趴在地上。
那天，我对陈弟兄和他妻子说，委身的前提是重生。感谢神，你们不用去跳海，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你们的婚姻因此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圣洁的。无论你们年龄多大，一生一世的盟约都从今天开始。从此，你们就如摩押女子路得所说的：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3786

2月13日晚7：00     《南方都市报》报业大楼10楼

观看记录片《开往家乡的列车》。记录2008年初的雪灾中的广州春运。关注底层的生存状况，也许要等很多年过去，当春运不再是一个话题的时候，才可以看出这部片的历史价值。

2月13日晚9：00      喜我围城酒吧

观看独立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现场演出《傻鸟开腔》。一支建立于1996（也有说1990）年的乐队，《城市画报》评价是“石家庄最具艺术气质的摇滚乐队，是石家庄摇滚圈中少有的对音乐、艺术沉稳探索和创造的乐队之一”。

来看的型男潮女很多，起初很是自卑了一会了，后来想“妈的，我又不是来泡妞的”，又看见很多吧场潮人人手一支啤酒，很high，很有型，又想“喝酒过敏的人来这干嘛啊”，不过，喜窝是我听罗思容的地方，今天我就是来听现场的，好好享受吧。

艺术性？在我看来就是不靠摇滚青年的打扮来标签自己，穿了普通的体恤，除了主唱董亚千还留着长发，普通的牛仔裤，更让我惊喜地是贝司姬庚就像个中学教师一样朴素，暖场的那个中文名王朗的美国人更是像个流浪汉一般，腰中插着他的长笛，我还以为是烟筒，问了他，很自豪的用中文回答是“我的笛子！”其次是他们乐队居然还有一个号手，问别人，还说是军号吧，这样揉和不同风格的乐器组合起来，很奇妙。

我是第一次听他们的歌，也是个其实很少听摇滚的土鳖，但是，不靠歇斯底里的吼叫，乐曲有变化，歌词有意思，应该就是艺术性吧。

 　　　　　　　　　Hey，愉快的人啊
                               和你们一样 
                           我只是被诱捕的傻鸟
                           Hey ei ei ei ei~
                               不停歌唱
                           Hey，悲伤的人啊 
                               和你们一样
                           我只是被灌醉的小丑 
                           Hey ei ei ei ei~ 
                               歌唱......

2月20号晚9:30　　　１９１SPACE酒吧　　德国Campat 77乐队

一支朋克摇滚乐队（到了问别人才知），主唱是女声，大家疯疯癫癫闹了一场，艺术性？可能欠奉，据兆音的分析，是旋律和歌词都重复太多，歌曲不丰富，反复唱几首歌。

2月22日下午　　　水边吧　　电影《欲念浮动》（？）

绕过１１３中学高中部找水边吧时，心里怪怪的，那是我工作了三年的地方呢，以前却一直没来过水边吧。这个吧其实很有名，一直以来都在放映各种实验剧和各种流派的电影。今天放映的是梅里耶（？）的一部超现实主义流派的电影《欲念浮动》（可能有误），很惭愧，我完全没有听过，看得时候还顶不住睡着了一会，不过，会后的讨论，听了主持高手的介绍，还是学到了很多，学无止境啊！

遗珠：２１号晚南都１０楼的纪录片没看到，是拍《高三》的周浩的作品《冬月》。小艾不准我去，请她去徐雨晴家玩也不去，说“要看住妈妈，不能让妈妈跑了”，文艺女青年还能做妈妈，还有什么说的呢？

“记得好像是十六岁的时候，算计好家里人都不在，我站在家里的镜子前赤身裸体，仔仔细细地打量自己的躯体，将身体上自以为不及常人的部位一一列出，比方说稍稍眉毛偏浓呀，指甲的形状难看呀，诸如此类。我记得总共列了二十七项。这时，我感到腻了，于是中止了检视，还想，仅仅是查一查躯体上肉眼可及的各个部位，就发现这么多劣于常人地方，倘要再涉及其他领域，比如说人格呀头脑呀运动能力呀，那可要没完没了。

诸位恐怕熟知，十六岁是个让人极不省心的年龄：会一一在意琐细的小事，对自己的位置又无力客观地把握；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便莫名其妙地扬扬自得，也容易产生自卑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失误，该拾起来的拾起来，该抛弃掉的抛弃掉，才会有这样的认识：‘缺点和缺陷，如果一一去数，势将没完没了。可是优点肯定也有一些。我们只能凭着手头现有的东西去面对世界。’

......

我跑步，只是跑着。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步。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

......

无论如何，从不间断地坚持跑步，令我满足。

......

成绩也好，名次也好，外观也好，别人如何评论也好，都不过是次要的问题。对于我这样的跑者，第一重要的是用双脚实实在在地跑过一个个终点，让自己无怨无悔：应当尽的力我都尽了，应该忍耐的我都忍耐了。从那些失败和喜悦中，具体——如何琐细都没关系——不断汲取教训。并且投入时间投入年月，逐一地累积这样的比赛，最终到达一个自己完全接受的境界，抑或无限相近的所在。嗯，这个表达恐怕更为贴切。

假如我有墓志铭，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选择，我愿意它是这么写的：

村上春树

作家（兼跑者）

1949-20xx

他至少是跑到了最后

此时此刻，这，便是我的愿望。”

                                                     教育不是捕鼠器

                                                           熊培云

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安徽一位在校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文章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关于这一“爆料”,最近多有评论。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急得蹬掉被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察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众所周知,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比如“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十分与众不同。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道路边上也是路。有了一定阅历的人会知道,在道路边走出的路,往往才是自己的路；而那些标明是道路的路,很多都是别人的。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背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是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显然,这才是我最需要的测试。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只考我与标准答案是否有“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我常在想,生命是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创造?

曾经在《哈佛家训》上看过一则让兔子奔跑的寓言。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

为什么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人们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转载网址：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902/0219_23_1022107.shtml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为了糊口每天早出晚归，泥土一般颜色的脸上，落满了皱纹和风霜。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只体验过拖拉机的颠簸，从未享受过宝马车的舒适，大脚量完了一座城市。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替我计算下一年的学费，寒风能把你吹个趔趄，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走。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最喜欢儿女灯下的闲话，放下一天的操劳，享受一个短暂的温馨。

  然而现在那车大葱永远卖不出去了，柔弱的生命怎能抗得过宝马的铁躯，你悲惨而无助地躺在地上，草芥一样烟消云散。

  你的生命正如我的母亲，你的死亡让我想到母亲，你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承受来自权贵的一撞，鲜血不知被什么遮盖，高贵的人依然逍遥。”

插曲来自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教授拍摄的纪录片《中原纪事》。上周五去了《南方都市报》10楼看了她另一部纪录片《开往家乡的列车》，这部是当时买回来的碟，今天才看。艾教授用她的良知与勇气拍下了河南爱滋病患者艰难的生存状态，纪录了最底层的声音和画面，纪录了高耀洁教授、李喜阁等人的良知与勇气，也纪录了一段国家的苦难和耻辱，政府的冷血和怯弱，不敢公开、承认、弥补自己所曾犯下的错与罪，留下的注定是历史的沉重的黑色。

如释迦牟尼一般初次看到人间苦难一般羞愧，两个小时里我一直不停哭泣，同胞的苦难赤裸裸的呈现在面前，我们的幸福和快乐都成了罪恶，因为我们之前一直的无知、麻木，无所作为。甚至仇恨，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幻像，看见了残忍的真相。我贪靓要买衫，我爱玩要四处去玩，可是它让我们面对美景画意羞起诗意。

我们能做什么？

高耀洁教授说文革中她被批斗，万念俱灰的她曾经自杀三次，但是，死过复生的从此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因为她要去斗争、争取正义；文革中她14岁的儿子坐牢，记者问起此事，80多岁一向坚强的老人泪流不止，说你是第一个问起此事的人，我没法说，我说不出，但从此我知道我一定要帮助那些苦难的孩子。她为了爱滋病人的权益四处奔走，呐喊呼吁，却一再遭到不公平对待；她家徒四壁却自己买一叠叠的邮票给村民寄书......

我们又能做什么？

附：

导演拍摄感言/艾晓明

艺术对我来说是很高的评价，我很希望人们把我的纪录片当作艺术，可惜，一些城市观众通常不这样。他们总说我拍的是宣传片，是主观介入、穿梆之作。这些不无怜悯的评价几乎令我痛哭流涕。

后来我看到捷克动画大师杨·史云梅耶的解释，他在影片《疯狂疗养院》开头站出来说：这不是艺术。在这个时代，艺术已经沦为广告。

史云梅耶的声明让我豁然开朗，的确，在某个时代，不仅艺术堕落为商品，不少人也会丧失了评价艺术的能力。他们更重视的是娱乐，而不是作者和村民传递出来的信息。很多观众不去辨别，什么样的信息是宣传，什么样的信息被屏蔽。而且，有关知情这个权利，由于人们长久以来不能充分地享有，所以，大家习惯于把经常被宣传的东西当作真相，而把那些不经常被宣传的东西当作假相。当我们努力给人们看这些得不到再现的东西时，他们就说，我的摄像机是主观的（的确，它经常在片子中露面，三角架也常常扛在被采访者身上）；影像为了宣传作者理想而予以放大和强化的，并且，它总是只采访单方面人士（例如它只采访了村民，没有采访政府；只采访了受害人，没有采访警方；它不如 CCTV客观——它采访了各方声音）。

我不想就本片的技巧说什么，反正人们也认为它没有技巧。就说宣传吧。

史云梅耶说，我拍的就是宣传，so what，你以为我搞不了宣传吗？我也想问，为什么另类的现实、另类的真相不能宣传？我尤其想问的是，为什么有关无权者的信息，有关苦难和弱势群体的状况，传递出来就被斥之为宣传？宣传难道是一种特权吗？

我过去是一个学者，现在加入了独立制片人的行列。我决定拍摄与我过去写研究论文时一样，我选择的是问题，目标是推动改变。在拍摄社会问题纪录片时，我的立场是受害人的立场，这常常把我自己变成了个受害者；因为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不太能得到有权者的理解和鼓励，所以我也常常采访不到政府方面人士。也因为这一点，尽管不是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村民把我当作自己人。他们始终相信，本片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他们的痛苦，可以让社会公众听见他们的诉求，最终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在问题中工作，为了解决问题而拍摄，我一点也不客观。这样的角色和纪录片，当然是要受到怀疑的。

长话短说，目前的情况是，当一些城市观众质疑这样的纪录片、斥之为宣传时，当地政府有关人士一眼就看出，决不能让这样的宣传流传出去。于是，从去年10月至今，政府方面有关人士一直在动员村民阻止《关爱》的播放。

我很希望与当地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但我同样不能辜负受害村民的期待。此外我还认为，这个社会缺的就是关爱，怎么能禁止关爱呢？我衷心希望大家都来看这部片子，都来想一想：遇到人命关天的事情，村民该怎么办、政府该怎么办、法官又该怎么办。

我再次声明，不必把这个作品当作艺术。它对人们提问，并期待大家来讨论问题。

附Youtube上的视频网址，想看好效果的朋友可以问我借碟，有机会请向艾滋病慈善机构捐款。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7lm4Lz37Lk

 

       她嘴角含着笑，两眼睁得大大的看着我，每当我讲的课引起了她的共鸣，便欣喜的连连点头。那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认真听课的学生吧。

       可是，这是她寒假写给我的作业，我今天才看到。

“‘我从来不敢把别人带回家，怕人家看到你出洋相。我也不敢带你去单位或其它公众场合，怕你丢脸，丢父母的脸。’一张在我看来不可理喻，可憎的脸——我父亲——一个我曾发过誓恨他一辈子的男人。这样对我说。

    “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恨他。小时候父亲总打我，要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就是不知理由地打。每当他回家时从门缝间出现的审视、打量的眼睛都会令我浑身颤抖，提心吊胆。每当得知他不回家吃饭时，我心中都会一阵狂喜。每当想起因我背不出九九乘法表时，他愤怒的骂着我，拿鸡毛掸的抓杆——铁棍恨恨地打我。要是我反抗，他便变本加厉用手又捏又打，要是我依然反抗，就捉住我的脚，把我拖出门外反省。我妈妈一向都站在他那边，所以想求救于别人也是妄想。

      “就这样，我渐渐地长大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三天两头就要上演一场，所以，我的邻居，甚至其他栋的人都来投诉我们，自然与邻居之间的关系就十分惨淡。顺便告诉柯老师您一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老师的秘密，那就是我曾经看过四次心理医生。原因？自然就是我妈妈认为我是个精神病患者。事实上，我并不介意我妈妈那样做，那段时间，我也认为我会疯掉，很高兴我没有，也许因为这些经历使我变成一个奇特的人。一个努力看穿别人的人，实际上我也做到了。

     “哎呀，我把话题扯远了，咱再把它拉回来，再说我父亲。他是一个极度焦虑多疑，同时又善于社交，喜欢唬弄人的人。他自信、冷静、自恋、有方向感、有常识，知道许多政治、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还爱好摄影。他自我唯中心，唯我独尊，急躁、谨慎、好强。他曾好几次对我说：‘你是全校第一，全天河区第一，全广州市第一，全广东省第一，全国第一，全世界第一！’他曾逼我在总统大酒店里，当着众人的面演奏钢琴，因为我不原意，他就当着许多人的面踹我一脚，把我膝盖上的皮都蹭破，渗血了。记得那天晚上，妈妈和他大吵了一架，我心里乐开了花，却不敢表现出来，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从那天起，我和爸爸打起了冷战，不知是一个月还是一年都没跟对方说话，只是在外人面前显得和气些。

    “当我的文章登上报纸，占了整整一版时，他向所有的人炫耀，和我一起去拿55元的稿费，还把我的文章打印给亲戚、同事们看。

     “他总把我的事放在心上，从来不马虎。但他也会把我忘记，一个人跑去吃饭喝酒。只要他一喝酒，就要给我进行长达两小时的教育。

      “有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柯老师，您怎么想呢？”

 

是啊，你该怎么办？我亲爱的yx。

你要有强悍的生命力，你要努力的长大，要有强悍的灵魂，直到他再也伤害不了你。你要让自己变成一棵强悍的向日葵，永远把他的阴影甩在身后。你要变成一个快乐冷静的人，这样才会判断准确，不会嫁给一个隐藏着的你父亲那样的男人，让他没机会成为父亲。你要有悲悯之心，当你有一天也碰见一个曾像你一样被“父亲”戕害的人时，你有力量去爱她，有力量去反抗他的父亲。

老师很黯然。当我看见章锐的父亲假中国教育之名快把他逼疯时，中国的角落里还有多少父亲的阴魂准备把孩子变成一辈子的人质。当我听到朋友说他不会结婚，也不会做父亲时，我的心里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更加黯然，他是那么爱小艾的一个人，也是早就像你一样看透了很多。

想到假如是小艾也像你一样娇弱的身体被打到出血，哀哀哭泣，我会变成怎样的母老虎？幸好小艾有一个爱她胜过自己生命的父亲。

当一个男人孱弱到要拿孩子发泄他在成人世界的失败时，你完全可以不用再叫他“父亲”，他不配。

 

无痕先生推荐的这篇文章其实我上周在《南方周末》上已看到，名字稍有改动，为《通往圆梦的阶梯》，当时看了结尾，感觉梁先生更加悲观，想到鲁迅先生说的“并不想将自己的苦闷传给年轻人”，还是没有转，但是，既然无痕先生也心有戚戚，还是把它转过来。我们做老师的是从不敢给学生宣扬这种悲观论调的，所以经常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怪我说”是我把他们骗进大学的”，但是，怎么办呢，不骗进大学能有更好的前程，我都不想骗了，虽然骗进去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但是，其实我的痛苦是在于这点：我们的教育就是把一个个本来可以朝着人的天赋方向发展的人，活活教育成只会或还不会考试的孔乙己，然后不会考试的那些人不仅没有了再向上教育的空间，他们也在长期的成绩差的自卑中慢慢变成了闰土。

呜呼哀哉！

通往中國夢的階梯搖搖欲墜
梁文道
在教大学生的时候，我很喜欢告诉他们“生命” (life)与“生计”(livelihood)的分别，希望他们明白一个人怎样活才是最重要的，而生计只是维续生活的手段而已。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好好享受大学经验，不要只为了将来的工作去学习。面对中学生的时候，我则强调教育不只是应付考试，还要在和同学相处的机会中完善自己的人格，在知识探索的道路上获得乐趣。我不想看见他们把读书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重复苦差，犹如西西弗斯要不断把石头推上山。

教育不只是为了就业，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这都是几乎没有人不赞成的理想。可是，当全中国数百万大学生将要挤进逐渐恶化的经济窄门，有些毕业生甚至要跑去卖猪肉当小贩时，这些话又是不是显得太过风凉呢？也许，我只能用这番老调去安慰失意的年轻人了，但愿他们不要因为自己手握证书却求职无门而沮丧。

可是仍然有人以为考上大学是青少年应该为之奋死一拼的头等要事。2月5日的《南方周末·自由谈》刊出了一位高中生的文章（章锐：《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他回忆升读高中时的情况说：“中考前，父亲那句话我今生难忘：‘考不上江中（我们那儿最好的中学），你就去死，家里有药有绳……’我是含着泪跑回房间的。我不明白，考一个好高中比儿子的存在更重要？”后来他考上了，不过他发现高中只是准备考大学的补习班，而各式各样的管控和羞辱更是有增无减：“ 我毛病百出，先是强迫症，这学期头又痛，已经痛了两次，每次痛两周，需挂一星期点滴，医生说是压力太大造成的”。

为什么在大学学位甚至硕士博士都不大管用的时代，仍然有人要为了上大学而被逼到这步田地呢？那是因为舍此之外，这位年轻人和他的家人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

我们都不希望教育只是一级一级的考试比赛，也不相信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好出路，可是我们都不能否认教育是社会最主要的流动阶梯。你想出人头地？那就要考试。你想孩子离开村子，爬到城市中产的位置？那就得上大学。教育一直是，并且仍将是阶级流动最正常也最正统的机器。每一个人都想力争上游，都愿意自己的未来要比现在美好；考试升学，难道不是一条摆在眼前的光明大道吗？

不过，这又是一条何其残酷的通道。且不论考试方式与应试教育之呆板荒谬，令人难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第二次机会。尽管考试可以重考，但绝大部分人的人生走向却要决定在孩提时代的几次考试之中；上不了好高中，你就上不了好大学；读不到大学，你未来一生的蓝图也就提早完成了。在成人教育不受重视、社会教育资源匮乏的国情下，你根本没有改写命运的机会。你不能在三十多岁时才突然醒悟，后悔少年时代耽于逸乐，觉得还是应该回去好好念书改行做医生。

社会向上流动的管道本来就几乎只有这一条，并且它还是一条被抛出来之后就回不去的快车道。可怕的是它的游戏规则却还不一定是公正的，它的效用还要不断受到侵蚀。很多时候，即使你成绩和别人一般好，也不能保证你能和他们上同一家名校。大学出来，一位能力不如你的同学居然比你更快找到工作，那是因为你家的背景不如他，他的身份比你“特殊”；又或者，他是党员，你不是。至于说放弃学业，早早打工储钱将来找机会弄门小买卖？不比二十年前了，它现在是一种危机四伏、前景不明的选项，总有各种行政手段干扰，总有看与看不见的壁垒。

那位高中生很不幸，他的父亲一样不幸。生在农村，家境一般，关系有限，认识的人不多；他实在只能这么考下去。是的，大学生不吃香了，他们全都面临危机了；但是这个年轻人依然得去考大学，因为我们没有给你第二条路。

从蔡康永博客转两首诗（以我看第一首歌词也可以被称为诗了）过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某个日子。

*** 作詞/歌手：Ingrid Michaelson

 

《The Way I Am  // 這樣的我》

 

If you were falling, then I would catch you
You need a light, I'd find a match
你若跌倒，我接住你
你若需要光，我有火柴

Cuz I love the way you say good morning
And you take me the way I am
因為我，好喜歡你對我說早安的調調
因為你  就是接受了這樣子的我 

If you are chilly, here take my sweater
Your head is aching, I'll make it better
你若冷，拿我的毛衣穿
你若頭疼，我來幫你止痛

Cuz I love the way you call me baby
And you take me the way I am
因為我，好喜歡你叫我寶貝的調調
因為你  就是接受了這樣子的我 

I'd buy you Rogaine when you start losing all your hair
Sew on patches to all you tear
開始掉頭髮了嗎，幫你買生髮水試試看
傷心的哭了嗎，我會縫補你的心

Cuz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ould ever promise
And you take me the way I am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麼愛過的愛著你阿
因為你  就是接受了這樣子的我阿

You take me the way I am
You take me the way I am
你就是愛上了這樣子的我阿
你就是愛上了這樣子的我阿

 

                                       我当然是岛屿，这我早已知道

我當然是島嶼 ,

這我早已知道 ,

誠然 , 島上物種稀少 ,景色乏味 , 

好在  島嶼位於季風和洋流交錯之地 ,

得以迎接隨風飄來的種子 ,

迎接隨雨降落的飛蟲 ,

迎接迷路的蟹 ,和美麗貝類 ,

 我也迎接折斷翅膀的鳥 ,

迎接被沖上岸來的  無名動物的死屍 ,

 我也迎接被詛咒的船長 , 被隔離的罪犯 ,

迎接被放逐的祖先 , 被完全忘記的遠征軍隊 ,

 還有, 我也迎接被嘲弄的海妖 ,

以及 , 被愛所拋棄的人魚 .

 我當然是島嶼 ,

這我早已知道 ,

而且我也知道 ,在水的下面  看不見的地方 ,

我仍然連著某塊巨大的陸地 ,

 當那天又到來時 ,

陸塊又會轟然移動 ,

而我 , 以及所有連著的島嶼 ,

也又會身不由己的 跟著被推移 ,被擠壓 ,

又會有火山和海嘯 ,

盡情的清除島嶼上 , 我曾經迎接的一切 ,

 但

有什麼關係呢 ?

我無非是又被清理成 , 另一副模樣的荒島 ,

 而這次

也許

我就只迎接你了 。